隨著國際可可組織(ICCO)修正其產量和研磨量預測，今天的可可市場狀況

5月底，國際可可組織(ICCO)修正了對可可產量和研磨量的預測，顯示當前2017/18季的供應過剩為1萬噸，明顯低於該組織三個月前的預期。這一數字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大多數業內人士也預計，當前季度結束時，全球供應或多或少會與需求平衡。

這種情況與上一季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時市場經曆了有史以來第二大產量過剩，導致國際可可價格在2016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間暴跌58%。

價格下跌對農民的收入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對可可行業的可持續性提出了進一步的質疑。2016年可可價格下跌前收集的數據顯示，這一比例為57%[1]在主要的可可生產國Côte d 'Ivoire，大部分可可農民和工人生活在貧困中。政府為應對國際可可價格下跌而設定的農場價格降低36%後，貧困人數很有可能增加。

過去3個月裏，國際油價已經部分從暴跌中複蘇，但這能持續多久呢?現在，大多數人的目光都轉向了10月份開始的下一季的產量預測。可可莢的數量顯示，兩個主要生產國Côte科特迪瓦和加納未來的主要作物前景良好。

盡管如此，許多分析師預計2018/19季將出現適度的供應短缺。在這個階段，不確定性仍然存在，因為得出可靠的產量預測還為時過早。

預測的挑戰

雖然在新季節前幾個月做出可靠的產量預測是困難的，但也是可能的，但做出中期預測(兩到五年)似乎極具挑戰性。原因很簡單，市場分析師忽略了推動供應趨勢的重要因素的數據，比如可可種植麵積和樹齡分布。

對生產趨勢的錯誤估計會讓農民和政府付出高昂的代價。2013年至2016年發生的事情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一些市場評論人士當時表示，可可行業已進入結構性供應短缺時期，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100萬噸。報紙頭條警告說，世界可能會“巧克力用完了”。這些預測導致了對可可生產的進一步投資，這可能促成了有史以來第二大的可可盈餘(例如2016/17可可季)，隨之而來的是上文所述的價格下跌和對貧困的巨大影響。

未來路向

科特迪瓦(Côte d’ivvoire)和加納(Ghana)政府將近期供應過剩的部分原因歸咎於可可和巧克力行業推動提高農業生產率。阿庫福-阿多總統和瓦塔拉總統於2018年3月簽署了“阿比讓宣言”，決心實施戰略夥伴關係協議，優先限製供應過剩的風險。

如果兩國協調戰略和行動，這是好消息。Côte科特迪瓦進一步采取了有爭議的決定，暫時停止向農民分發所有高產種植材料。可可行業質疑這一決定，因為他們認為產量的增加主要是因為種植了更多的可可樹，導致了進一步的森林砍伐，而不是因為樹木生產力的提高。

在4月份的上一屆世界可可大會上，ICCO執行董事Jean-Marc Anga博士正確地指出:“在可可行業，一切照舊已不再是一種選擇。”

說到這裏，接下來的步驟是什麼?

降低可可結構性生產過剩的風險以確保價格不下跌是關鍵。但應該通過限製生產率增長來實現嗎?在我看來，肯定不是。

提高生產率應該是農民提高收入的一套手段之一。然而，在提高生產率的同時，還需要實施作物多樣化戰略，以降低供應過剩的風險，並限製農民生計受到可可價格波動的影響。

多樣化和結構變化

機會是存在的:Côte科特迪瓦和加納都是小麥和大米的進口大國，非洲大陸是一個糧食淨進口國，其糧食資產負債表不斷惡化。可可和巧克力行業已經開始將作物多樣化納入他們的項目，以支持農民。

但這些努力缺乏宏觀經濟和戰略手段，而且還不夠大膽，無法產生重大影響。我們很難責怪他們，因為他們過去和現在都擔心不久的將來可可供應不足的風險。

許多可可種植者已經種植了不止一種作物，但應采取更大膽的措施，特別是主要可可生產國的政府，製定針對具體國家的可可發展戰略，納入農民的作物多樣化，利用循證政策評估機會，並評估其宏觀經濟影響。

更多關於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研究

這些都是製定發展戰略時需要考慮的因素，但這些因素遠遠不足以讓決策者調動公共資源。可可界已經開始提出正確的問題，政策製定者和可可行業正在尋找適當的答案。

可可並不是唯一麵臨可持續性挑戰的熱帶農產品。然而，它可能是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麵遇到最大困難的國家。盡管過去幾十年作出了努力，但進展甚微。需要對可可發展戰略進行更多研究，包括作物多樣化、小農和大型種植園的獨特作用、發展蓬勃的中小企業網絡和農產品加工，以便為行業、政府及其發展夥伴提供充分的建議，更好地支持可可農民，並果斷地走向可持續的可可經濟。

對於前幾代農民來說，種植可可曾經是擺脫貧困的一種方式，但現在不再是這樣了;怎樣才能進行必要的結構性改革，讓這一切再次發生?

[1]這一數字是作者根據世界銀行CGAP 2017年小農HH調查計算得出的。對於中低收入國家，貧困水平是用每天3.2美元的貧困線來衡量的。以每天1.9美元為標準，可可農民和工人的極端貧困發生率約為37%。

Laurent Pipitone他是一位可可顧問，也是國際可可組織的前經濟總監。他現在是國際農場橋的董事，為政府、發展機構和合作社提供谘詢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