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報告第二部分
合適的價格:行業看到了可可溢價的進展，但情況很複雜
編者注:這是我們關於價格溢價的特別報道的第二部分。讀我們對PLOS最新研究的分析在加納提出一個特定的價格溢價。
公平貿易:向農民支付公平的價格至關重要，但要注意細微差別
公平貿易是確保公平勞動實踐的價格溢價的領導者，它告訴我們，該組織“廣泛歡迎”為解決農民和工人——尤其是婦女和青年——每天在全球供應鏈中麵臨的挑戰所做的一切努力。
“貧困是童工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我們廣泛歡迎最近[公共科學圖書館]研究的發現，它(支持)我們的立場，即從長遠來看，消除極端貧困的最佳方法之一是為農民的可可支付公平的價格，這樣他們就可以享受體麵的生活水平。”Fairtade在給《ConfectioneryNews》的一份聲明中說。
然而，在“設定具體的價值，或者假設為可可支付更高的價格本身就能消除童工現象，而這並不僅僅是由貧困推動的。”
公平貿易在世界上一些最脆弱的人群中開展了20多年的工作，發現中產階級家庭使用童工:“重要的是要糾正人們普遍持有的觀點，即隻有生活貧困的人才會這樣剝削兒童。”
該研究也沒有明確其對勞動力的定義是否包括販賣兒童，公平貿易稱販賣兒童是“最嚴重的剝削兒童形式之一”。
我們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比較有童工和沒有童工的可可種植成本，然後才能計算出消除童工的成本。盡管如此，公平貿易絕對同意，提高可可價格以使農民獲得體麵的收入可能是消除童工的一個主要因素。
該組織還提到了可可價格的暴跌，導致許多西非農民每天的收入不到一美元。他們正在努力生產世界上大部分的可可供應，這加劇了這種困難:“目前支離破碎的交易體係意味著可可農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報酬，而巧克力商人和製造商卻獲得了巨額利潤。”公平貿易告訴我們。
2018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在Côte科特迪瓦經營可可農場的公平貿易認證家庭中，大多數家庭的收入遠遠低於貧困線。這一數據迫使該認證機構在兩年內第二次將傳統和公平貿易優質可可的最低價格提高了20%，自2019年10月起生效。
公平貿易還證實，它支持Côte d’ivvoire和加納政府設定更高的底價，即每公噸2600美元。
然而，這些舉措都不應存在於真空之中。例如，公平貿易推動了一項全麵戰略，包括提高生產率和種植可可以外的作物。
“公平貿易明白，提高可可的最低價格本身並不能解決童工問題標準和審計是唯一的答案到西非可可供應鏈的係統性貧困，這是童工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
“童工是一個複雜的普遍問題，影響著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男孩和女孩，盡管貧窮是主要原因，但剝削、缺乏獲得優質教育和社會保護的機會、歧視、衝突、艾滋病毒/艾滋病和自然災害都在發揮作用。”
托尼巧克力公司說這還不夠
托尼巧克力公司(Tony’s chocolate)的影響力負責人保羅·舍恩馬克爾斯(Paul Schoenmakers)告訴《糖果新聞》(ConfectioneryNews)，該公司對這些舉措表示讚賞，但警告稱，這些舉措實際上不足以提供生活收入。托尼巧克力公司的精神在於根除可可行業中的奴隸製。
根據該公司2017年的估計，穩定的生活收入需要每噸3200美元的最低水平。
Schoenmakers承認貧困是可可業非法童工和現代奴役的“根源”，他將科特迪瓦和加納政府最近的決定描述為“這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價格被排除在討論之外太久的情況下。”
托尼的OpenChain
托尼的開放鏈於2018年推出，旨在“通過設定新的行業標準，結束可可行業的現代奴隸製和非法童工”:“我們提倡更高的價格、可追溯性、強大的農民、長期的合作關係、更高的生產力和更少的可可依賴。”Schoenmakers解釋道。
去年12月，百樂嘉利寶(Barry Callebaut)和荷蘭雜貨商阿爾伯特·海因(Albert Heijn)率先加入了該計劃。
“這是各國政府率先采取的重大舉措，與大Choco自2001年簽署哈金·恩格爾議定書以來缺乏進展形成鮮明對比。”他補充說。“大巧克力公司也必須承擔起責任，就像政府、超市和消費者這五個關鍵角色一樣，因為隻有我們共同努力，才能把可可行業變成一個新的、平等的經濟體係。”
然而，他堅持認為，更高的價格並不能最終解決潛在的、微妙的問題。
“要想找到一個銀彈解決方案，你需要通過100%的可追溯性來控製產量，(結束森林砍伐)並(製定)更好的農業政策和實踐:用更少的土地生產更多的可可。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使用並推廣我們的五大采購原則(托尼的開放鏈)，我們認為這是遊戲的新規則。”Schoenmaker說。
他認為，價值鏈參與者之間缺乏協調仍然是進步的一個棘手問題，這意味著每個人——不僅僅是政府——都必須為自己的選擇和行動負責。
防止童工是一項全球性挑戰，遠遠超出任何單一實體的範疇。它需要政府(包括產品產地和最終產地)、企業和消費者采取協調全麵的行動。隻有共同努力，我們才能將可可產業轉變為一種新的均等化經濟。托尼巧克力的存在證明了它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我們希望激勵整個行業承擔起責任。
國際可可倡議:“每個人都可以做得更多”
ICI的主管馬提亞斯·蘭格告訴ConfectioneryNews，我們必須對公共科學圖書館的分析這樣“主要是理論”的研究提出警告。他懷疑農場價格上漲2.8%就足夠了。他說，這項研究以及其他類似研究的優點在於“帶來了有趣的視角”，但他擔心這種“微觀經濟而非經驗”的例子無法轉化為現實場景。
“我不會說提高可可價格可能沒有價值。但事實是，可可價格是可可收入的一個因素，而可可收入隻是農民總收入的一個重要因素，農民收入是童工的根本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正如公平貿易所發現的那樣，ICI也發現了農民獲得溢價的例子——但童工仍然存在。
“絕大多數童工都發生在家庭農場。有時這不僅僅是貧窮的問題。(如果他們)沒有能力上學，那麼他們可能會去為家庭做貢獻，以獲得一些技能。”蘭格告訴我們的。
“這比簡單地推動每噸價格上漲要複雜一些。(我們)采取了一種競爭性的方法，將幾個因素結合在一起，以一種略微更全麵的方式解決問題。”他說。
在討論童工政策的執行時，細微差別同樣重要——尤其是在蘭格所說的家庭童工和強迫勞動之間的灰色地帶。
“整個地區的奴隸製肯定是存在的，這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需要被定罪。但涉及的兒童總數，在我們所討論的數量中隻是很小的一部分。”他說。
農民需要的不一定是警察，但他們需要額外的支持。
社會和社區發展加上對供應鏈的幹預，有助於確定童工發生的地點、時間、原因和方式。蘭格補充說，所有利益攸關方必須“以協調的方式”發揮作用;政府參與提供社會服務有所幫助。
“他們做了很多，老實說，當你看到政府在這些領域的支出水平，特別是教育，這是非常重要的，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們目前為所有兒童提供了這些服務。這是一段需要時間的旅程。
他說:“每個人都可以做得更多，有一些行動者當然可以做得更多。任何從巧克力中獲得利潤或樂趣的人也應該參與解決這些問題。”
